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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论文

论群体性纠纷中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

文字:[大][中][小] 2019/11/12     浏览次数:    



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一届

学术讨论会征文

 

 


 

 

 

 

 

 

 

 

 

 


论群体性纠纷中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

——以典型案例诉讼结果促进诉前调解工作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方亚驰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作者简介:

方亚驰,男,1990年生,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2015年参见工作,先后在肥西法院民事审判庭、派出法庭工作,现任职于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0551-6829805618156989165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者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论群体性纠纷中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

——以典型案例诉讼结果促进诉前调解工作

 

论文提要: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给新时代的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院的司法供给要满足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根据数据分析群体性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并且形式复杂多样,并具有对抗性、复杂性、敏感性、两造不对等特点,处理难度高、社会风险大。审判实务中对于群体性纠纷案件,通常的做法是在立案阶段分别立案,再调动本院司法资源集中审理“系列案”。这样的做法存在社会风险密集、代表人诉讼闲置、法院诉前参与不足等缺陷。合法有效处理群体性纠纷,有利于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而且通过诉前纠纷解决机制将群体性纠纷防范与化解在诉前是诉源治理的有效措施。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处理结果,从审判管理、司法能力上,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归纳多家法院成功经验,总结诉前纠纷解决方式和诉前与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把有效的审判管理手段运用到诉讼的全阶段,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建立专业化的调解队伍,诉前联动协调、立案分流,审理过程中发挥法官的诉讼指挥、诉讼管理职能,主动与能动相结合,诉前与审理相结合,运用典型案例的审理结果促进诉前调解工作的完成,真正有效的防范与化解群体性纠纷案件。全文共9910字。

 

主要创新观点:本文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反映当下社会群体性纠纷案件复杂多样,并且数量正在逐年增多,增加了法院的审判压力。

根据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多家法院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对法院的诉前调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以求更好的化解群体性纠纷。首先,应完善诉前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由法院指导的非法官调解团队,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诉讼调解为主导、行政调解为补充、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其次,是在化解群体性纠纷中,可以尝试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审理,学习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运用典型案例的裁判结果促进剩余群体性纠纷案件诉前调解工作的开展。

 

 

 

 

 

 

 

 

 

 

 

 

 

 

 

 

 

 

 

以下正文:

一、群体性纠纷简述

所谓群体性纠纷,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利益要求、共同的地位或生活准则的群体或群体之间因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而引发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冲突活动”[]。“鉴于社会深刻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涉及基本上为个人主义的、静态的私法及其个人权利等问题,”[]一些超脱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不断出现。涉及多数人多元利益冲突的群体性纠纷增多,为回应此类纠纷而创新发展的救济机制已经成为多国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根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统计结果显示,所有群体性事件中环境维权占8.9%、征地强拆22.2%、官民冲突13.3%、警民冲突22.2%、社会纠纷24.4%、族群纠纷8.9%。社会纠纷包括劳资纠纷、医患纠纷、非法集资、公司股权等多方面。[]这些群体性事件有大部分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转变为群体性纠纷案件。

 

二、群体性纠纷的处理方式:分散与集中

我国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方式主要是共同诉讼和依托于共同诉讼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共同诉讼根据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还是同种类的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不论是哪种共同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部分涉及实体权利的诉讼行为,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司法实践中,代表人诉讼被束之高阁。对人数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一般“合并审理”,个案处理。普通共同诉讼的案件诉讼标的系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法律也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所以一直被拆分成“系列案件”分别处理。

以上图X县法院三年新收案件数为例,收案数逐年递增,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且做个案处理的案件数也在逐年递增,并且增长幅度大于新收案件数的增幅。可以看出群体性纠纷案件是法院受理案件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并且一般是作为个案处理。

 

三、群体性纠纷的处理现状分析

(一)社会风险密集

我国群体性纠纷具有自身特点。第一,我国的群体性纠纷涉及的类型复杂多样。既包括涉及扩散性、弥散性利益的“现代型纠纷”,例如公害诉讼、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也包括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前现代型纠纷”例如城乡征地补偿纠纷、劳资冲突、农村土地转包纠纷等。还包括社会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的“后现代型纠纷”,例如享受日照、享受自然、运动的权利等。[]但就目前我国群体性纠纷的特点看,还是“前现代型纠纷”为主。纷繁复杂的群体性纠纷案件,处理难度大,对审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群体性纠纷对抗激烈。“司法代表的正式法律属于实在法,民众认知的规范限缩于直觉法,或者称官方法与非官方法。当二者的分离出现相互冲突,构成了裁判在事实过程中的两难”[]。法律具有滞后性,不少纠纷属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基于立法规定不明确、法律规范不完备产生。这直接导致法官代表的实在法的适用,与当事人代表的是直觉法之间的激烈矛盾。司法无法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司法供给与民众的司法需求失衡。加之很多群体性纠纷案件,民众将诉讼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矛盾已经相当不可调和。第三,涉众人员相对弱势,“两造”司法能力不对等。有些涉众人员经济条件较差,无法负担律师代理费用。并且这部分涉众人员诉讼能力也较差,无法完成举证、应诉等相关诉讼行为。例如,劳资纠纷型群体性纠纷,弱势的劳动者一方甚至无法提供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是寄希望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但是司法的被动性、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对等,要求法院保持中立的位置,不能主动的取证,作出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司法行为。

鉴于上述复杂特点,群体性纠纷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个案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可能导致不同的法官案件的裁判尺度不一、处理方式不同、时间节点不同,引起群众的不理解,导致矛盾的激化。

(二)代表人诉讼闲置

代表人诉讼,是指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时,由众多当事人推选出代表人代表全体当事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当事人发生效力的诉讼机制。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设置代表人诉讼制度。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1983年安岳县稻种经营购销合同案被认为是中国群体诉讼第一案,该案法院认可了群体诉讼代表人的行为及判决的扩张力。1991年,我国新修订《民事诉讼法》,明确了代表人诉讼制度。 2013年《民事诉讼法》5354条,《民事诉讼法解释》7680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共同诉讼为基础,糅合诉讼代理制度的功能,建立了代表人诉讼机制。但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也有一定的缺陷。1.代表人诉讼的灵活性和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较为笼统。例如:适用范围过窄、代表人权利行使受限制、权利人登记制度存在缺陷、诉讼参与人缺乏动力等[]2.影响法官质效数据。法院工作经常以数据论英雄。共同诉讼案件较为复杂,当事人范围广,结案方式、处理结果基本相同,导致审判质效数据受到巨大影响。一些代表人诉讼要经历公告登记阶段,如果当事人无法送达,案件还需经历公告送达,审理周期拉长,影响法官结案率。3.诉讼参与人缺乏动力。法律无规定法官必须促成集体诉讼,缺乏外部的强制性推力。当事人人数众多且素质参差不齐、态度不一、众口难调,很难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当事人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不愿意主动行使诉讼权利。

鉴于上述原因,部分司法解释也存在排斥代表人诉讼制度现象。最高法院2002年下发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三)法院诉前参与不足

群体性纠纷案件涉诉人员众多,导致法院收案激增。一方面大量的群体性纠纷案件涌入法院,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必须调用充足的司法力量予以应对。审判人员面临着数量激增的案件带来的审判压力。另一方面,群体性纠纷案件具有敏感性,法院系统内部、社会各界等都高度关注。这使得审判人员还需面对来自各界的审判之外压力。法院要在短时间内处理所有案件,送达、开庭、编辑文书等诉讼事务集中办理,导致精细化不足。

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加大对行业专业调解的指导力度,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健全完善律师调解机制,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要求法院通过诉前工作,将矛盾化解在诉前。首先,可以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难题,借助社会力量,多元化解纠纷,从诉源减少收案量。其次,可以回应群众多元需求,司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相平衡。再次,参与基层治理,为其提供专业支持。避免因为基层干部专业性不足,导致矛盾纠纷错过了解决的最佳时机,小纠纷演变为大问题。

 

四、造成群体性纠纷处理现状的主客观因素

 

 

 

 

 

 

(一)质效考核数据的影响

审判管理是法院工作的特定抓手,审判质效数据是审判工作的具体反映。明确群体性纠纷的审判管理影响,有利于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高效解决群体性纠纷。

1.法院收结案数、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变多。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的原告,同一的被告系列案件一般逐个按照个案处理。这样可以提高法院员额法官的年人均办案量、法院收结案数等数据。这就意味着,有多少个当事人就相应的有多少个案件。而群体性纠纷案件一般人数众多,数十乃至成百上千。2018X县法院收案6514件,其中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案件1465件。如此数量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势必加剧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造成法院司法供给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失衡。直接结果就是,法院收案数剧增,结案率大幅度下降。

2.质效数据两极分化,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一审改发率等浮动明显。大量的案件处理结果基本相同,除个别案件例外,其他案件结案方式基本一致。这直接导致部分质效数据的两极分化。如结案方式都为判决的群体性纠纷案件,直接导致法院调解率的下降;反之此类案件都为调解结案,则法院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例如群体性纠纷案件判决全部上诉,直接导致法院上诉率大幅上升、服判息诉率大幅下降;反之则上诉率下降、复判息诉率上升。群体性纠纷案件,由于其庞大的案件基数,处理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法院的整个年度的审判工作。如下图所示,2018X法院新收一批系列案件273件,由于当事人双方矛盾较大,调解难度大,其中判决结案233件、撤诉7件、调解结案33件,判决案件全部上诉。对比该法院2018年总数据,全年可调解案件数4690件, 调解1554件,调解率33.06%。除去该批系列案调解调解率34.44%。该批系列案的审理导致法院调解率下降1.38个百分点。

3.案件审限管理难度加大。立案登记制之后,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原告起诉的案件一般都要立案处理。一审简易程序案件审限3个月,普通程序审限6个月。如果按照个案处理,部分法院司法实践是以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其他案件的参考,取得类似“示范诉讼”的效果。等示范案件处理结束,其余案件审限将所剩无几。如果所有案件同时进行,统一开庭处理、统一制作文书、统一送达,大量的工作耗时耗力。

(二)司法能力的高要求

相较于一般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法官除了具备相应的审判能力外,还应具备较好的综合能力。审判活动是判断、选择和说理的演绎过程,是法官通过庭审认定事实,选择适用法律,形成终局裁判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官应具备相应的程序能力、事实认定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及文书制作的能力。群体性纠纷案件由于其当事人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原被告双方对抗激烈等特点,要求承办法官还需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应急应变等能力。

1.相应的审判能力[⑦]。首先是司法程序能力,包括选择诉讼程序、管辖、排期开庭、设定举证应诉期限、送达、调查取证、回避等程序方面;其次是事实认定能力,即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包括质证认证、总结争议焦点、还原事实真相等;再次是法律适用能力,即为查明的案件事实选择法律大前提的能力,将法律运用到社会实践中,运用静态的法律处理多变的事务;最后是文书制作能力,运用语言文字形成终局的、具有法院强制力的裁判文书。

2.较好的综合能力。首先是有较好的审判技艺。把握审判大局和两造意愿,与双方当事人妥善沟通,缓解群体性纠纷双方当事人激烈对抗的情绪,驾驭庭审保证庭审有序进行。其次是应急应变能力。审理过程中,由于群体性纠纷案件当事人素质参差不齐,且一般都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考虑,对法院的部分行为不理解、不配合,因此会引发其与法院的激烈对抗。法官要敏锐洞察,对当事人的不理解积极加以引导和释明,避免事态扩大。再次是语言文字和信息化能力,审理过程中与当事人进行有效沟通,制作裁判文书时既要保证文书质量又要保证文书制作的速度。

(三)司法被动性制约和司法能动性需求

司法的被动性是法院诉前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进行裁判,要求法院不能主动地启动诉讼程序来处理案件纠纷。这是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的主要区别之一,相较于司法权,行政权积极地执行法律、管理行政事务,主动性更强。司法权的被动性是为了公平公正司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首先,被动性保持了法院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如果主动将纠纷纳入到诉讼程序中来,帮助了原告,损害了被告,影响其超然的地位。其次,司法权的被动性是为了防止法官先入为主的对案件有所偏见或有心理预期,影响法官自由心证,影响法官公正裁判。再次,司法权的被动性,为原被告双方创造了平等的诉讼地位,为双方当事人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

法律的一些特性需要法院主动的、能动的适用法律。首先,法律制定的滞后性。法律制定和修改需要较长时间,但是经济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千变万化,法律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能动地适用法律来克服法律的滞后性。其次,法律的原则性。法律不能对社会中的每一种情况都作出详细的规定,故法律条文带有一定的原则性,这也为法官的自有裁量创造了条件。法官要理解法律内涵,将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融入具体案件中。最后,法律的稳定性。法律是司法和执法的依据,不能朝令夕改,否则有损法律的权威。因此,法律制定时要尽可能做到归纳总结所有的社会关系,但是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法律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关系纳入法律条款之中。所以社会需要法院主动、能动的司法行为来处理一些特殊的纠纷。

 

五、群体性纠纷经验总结:诉前方式与诉讼方式

(一)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基于8家法院司法实践

从上述8家法院的实践可以看出,诉前纠纷解决机制有赖于法院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首先是建立一支诉前调解团队。为了给法官减负,同时充分联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调解队伍可以由离退休的资深法官、志愿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其次是有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模式。无论是蒲江县法院的“一沉三联”机制还是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以多元化调解中心为内核,以各类调解力量为支线”的工作模式,要保证诉前纠纷解决机制落实到位,案件分流的作用发挥出来。再次,真正发挥诉源治理作用,还需在主动研究的基础上,在党委的领导下,借助政府的力量,跨部门的多措并举。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分门别类与各基层组织、各企事业单位等建好纠纷预防、诉讼内外的操作机制,逐步分散化解矛盾、消除解决社会问题,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法院在综合化解群体性纠纷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法院需要贡献专业化的调解队伍及相应的司法能力,为群体性纠纷的诉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专业支持。

(二)选取典型诉讼案件促进诉前调解

[].20146月开始,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处理一项目逾期交房、逾期办证的群体性纠纷案件,归纳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发挥诉讼代理人的沟通协调作用,引入“示范诉讼”的理念,选择一起典型性案件,通过审理该起案件,明晰争议焦点的处理,待判决生效后,其他案件比照该案件处理。思明区法院运用湿度的司法积极主义解决该起群体性纠纷,具有积极意义。

群体性纠纷以个案方式受理后,法院可以先将该批案件提交诉前调解程序,确定承办人后确认该批群体性纠纷的争议焦点,并选取一个或几个典型案件先行审理,待典型案件的裁判文书生效后,其他案件比照典型案件的审理方式处理,或者直接通过诉前调解程序调解结案。首先,要选取示范案例。根据前期讨论研究确定的争议焦点,将“系列案”分类,分成争议焦点相同或类似的一类或几类。再从所分类的案件中挑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或几个案件快速审理,提高办案效率迅速结案。其次,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参考,处理剩余的“系列案”。一方面可以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另一方面可以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模板处理剩余的案件。

 

六、群体性纠纷中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应用

“群体性纠纷本身就是社会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整的一种表现形式,潜藏着社会变革的原因与要素,不能简单当做不稳定事件对待。”[11]转型时期的中国,法院必须服务于大局而没有超越国家政策的实力。法院作为政治机关,首要目标实现社会稳定,纠正、制止违法行为。 “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平的方式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机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12]解决好群体性纠纷案件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不论是德国的示范诉讼、团体诉讼制度、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都立足其本国国情,旨在有效解决群体性纠纷。硬套外国制度架构,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应立足本国实际,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一)完善诉前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的被动性、行政的主动性,要求行政机关应该是化解群体性纠纷的诉前主力。集合各种纠纷化解力量,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多元化纠纷解决。第一,要处理好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法院、法官司法被动侧重于法院审判过程中、诉讼程序中,法院的主动侧重于诉前及调解工作。因此,不能以司法的被动性为由,忽略诉前工作;也不能在诉讼过程中突破司法被动性的限制。第二,要完善诉前调解机制。首先,积极开展前期调研工作,根据调研情况出台指导性文件,作为诉前调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其次,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调解队伍。像四川省蒲江县法院的组建的以老党员、老干部、老代表、老军人、老教师等新乡贤为主体的民间“五老”调解队伍。诉前调解队伍不能是法院员额法官担任主力,否则案件分流、诉源治理都将无从谈起。法院仅出具民事调解书或者确认调解书效力,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诉讼压力。第三,完善诉调对接程序。立案庭将案件移送给诉前调解队伍,而不是将案件立案后再移交给诉前调解,这样有违诉前调解制度的目的实现。诉前调解结束后,如果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应当立即转入诉讼程序,避免部分案件因为衔接问题,造成诉讼的拖延,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四,整合社会力量,全力化解矛盾。建立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诉讼调解为主导、行政调解为补充、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吸纳社会力量例如行业协会、律师团体等,形成合力化解矛盾。第五,能动司法,参与社会治理。运用诉前各项措施,能动司法,有效解决群体性纠纷,体现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作用。在现有审判形势下,必须强调法院主动将大量纠纷化解于诉前,强调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效诉前化解纠纷,减少群体性纠纷案件数量。

(二)以典型案例促进诉前调解

选取典型案件审理,以典型案件的处理结果促进诉前调解。领会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制度价值,灵活运用到群体性纠纷的化解当中。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众多案件,个案之间具有相同事实、相同法律问题需解决、认定,一个案件的诉讼结果对于其他当事人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我国没有规定类似德国的“示范诉讼”制度,但是实务中可以参考“示范诉讼”的做法。为了给调解创造条件、避免案件处理结果不统一、避免法院发改率、上诉率大幅上升等问题。群体性纠纷以个案方式受理后,法院可以先将该批案件提交诉前调解程序,确定承办人后确认该批群体性纠纷的争议焦点,并选取一个或几个典型案件先行审理,待典型案件的裁判文书生效后,其他案件比照典型案件的审理方式处理,或者直接通过诉前调解程序调解结案。首先要在前期进行充分的研讨,确定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或数个示范案件,并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迅速结案,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其次要充分运用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案件事实和处理结果为参考,指导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诉前案件。以确定的法律事实为依据,以具有效力的处理结果为参考,在双方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诉前调解工作。一方面因为有生效的案例为参考,更有利于当事人接受调解。另一方面生效案例可以为诉前调解工作人员提供模板。

(三)扩张审判管理职能至诉前

加强诉讼中审判管理,充分发挥法院的诉讼指挥、诉讼管理职能。法院应高度重视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首先,案件的诉前阶段,积极组织诉前调解,并积极与其他机关联动协调解决纠纷。其次,案件的立案阶段,避免大量案件集中涌入。再次,案件的审理阶段,选择合适的典型案件,快速审结“示范案件”作为参考。对上诉案件,积极与上级法院的汇报沟通,确保裁判文书快速生效。分配相对集中的司法力量和资源,群体性纠纷应当集中、统一、快速处理。法院有效应对社会舆论,快速回应社会合理合法诉求。法官加强对于个案审理的把握,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指挥当事人完成应诉、举证等各项诉讼行为。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避免矛盾的激化,维护司法秩序。最后,审理结束后,法院继续跟进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履行、执行情况,做好收尾工作。优化法官绩效考核指标,不仅要对诉讼案件的工作量进行考核,还需对诉前工作的工作量进行合理加成,充分调动法官参与诉前调解工作的积极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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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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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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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峰,《法官司法能力的养成》,《人民司法》2017年第13期,42-47

[] 雷安军,《司法权之特性——被动性与终局性》,《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2卷第10期,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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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俊雅, 李韦苇.良庆法院在全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升级版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介绍经验[EB/OL].http://www.sohu.com/a/223488338_119562201978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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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山市人民法院.诉前调解程序的启动、进行及终止[EB/OL]载合山市人民法院网. http://hss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60201978日访问;

吕妍,浅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创新机制——以广西上思县“无诉村屯、社区”之运行为视角,法制与经济2018(12)33-36页。

 

[] 江福裕、戴建平、王瑛、郭泽喆、刘远萍,房地产群体性纠纷司法化解机制的构建——以示范诉讼的司法实践为基础,福建法学2015年第2期,3-9

[11] 吴卫军、王艺桥,我国农村地区群体性纠纷之特点分析,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17卷第3期,第5

[12] 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2148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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