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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网络舆情现状与提升处置能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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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网络舆情现状与提升处置能力的思考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民法院  朱丽晖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作者简介:

 

朱丽晖,女,1981年生,法律硕士,200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现就职于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任民三庭审判员。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使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基层法院网络舆情现状与提升处置能力的思考

 

【摘要】 网络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网络舆情这一全新概念,相较传统媒体舆情,网络舆情传播速度更快、扩散面更广、言论更加自由、可控性更差、波及力更大。在新媒体时代,舆论环境进入危机常态化模式,基层人民法院作为面对法院网路舆情第一线,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努力提升应对网络舆情的处置能力,把握舆论话语引导权。

【关键词】涉法 网络舆情 基层法院

在本文陈述之前,先看一则具有具有风向标性质的社会热点案件郑州电梯劝烟猝死案”所引发的社会舆论。该案在一审判决中,虽认为老人猝死与杨帆劝烟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仍基于公平原则,依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酌定杨帆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元。一审判决做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一是该判决结果与公众的直观判断差距较大,担忧判决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否会如当年“彭宇案”引起的 “扶与不扶”的社会价值的碰撞;二是对二审判决能否改判存在较高期望。在这种全民司法的背景下,电梯劝烟猝死案二审在郑州市中院公开宣判。郑州市中院倾听各方声音,在判决中既依法改判又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被告杨某补偿死者家属1.5 万元的判决,改判杨某不承担侵权责任,并说明杨某劝阻电梯内吸烟的行为合法、正当,符合公序良俗,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鼓励,从根本上打消了舆论疑虑,进而达到法、理、情的平衡。为何郑州电梯劝烟猝死案”能够及时、准确应对网络舆情?具体来说,首先,郑州中院积极主动应对而非消极回避,承认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案件审理、改判前后详细回应舆论关注点,解读案件焦点,快速消除大众舆论疑虑;再次,改判后借以案普法的宣传方式,即弘扬社会正气也有力提升了自身形象。

基层法院作为处理敏感案件、突发事件产生和网络信息发酵的前沿地带,在资金、人员配置、制度设置方面虽与上级法院相比多有不足,但作为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紧迫性和网络舆情发展复杂性是同质的,而基层法院的应对能力无疑对网络舆情和事件事态发展的最终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基层法院应对网络舆情为出发点,重点分析涉法网络舆情的特点、基层法院应对存在不足,并就如何提高基层法院应对能力提出一些建议。

  一、涉法网络舆情的特点
   
(一)涉法舆情形成的自发性。就现实来看,法院的网络舆情大多反映司法不公、枉法裁判和贪污腐败。不论哪一种,舆情的中心都与案件有关。信息发表人多为当事人,一是因为确有存在司法裁判不公的现象所致,但大部分是以自身利益得失而不是法律上的是非曲直来判断法院工作,一旦败诉就抨击法院,借此引发案件成为社会热点,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评论,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希冀以舆论引导审判方向。

   (二)涉法舆情表象复杂性。一是在网络上发布言论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往往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因为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的非同化,导致很多普通民众容易受网络不当言论的影响,继而群起攻之。二是情理与法理的不可调和性,普通民众的传统司法观念与法律专业人士的司法理念难以契合,大多网络民意多数是基于道德评判,陷入“不杀不足以泄民愤”的普遍思维中,在乎情理,而非合法与否。网民以道德的名义审判当事人,汇聚成一股强势力量,形成“传媒审判”,或对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随意发表评论,干扰司法程序,或是以主观代替客观,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混淆大众视听。三是社会不良情绪在司法领域投射,社会转型期导致体制及制度的转化与更迭,市场经济主体的活跃,以致矛盾多发,当事人和普通民众都容易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挫折感带入法院,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遭到破坏。

   (三)涉法舆情多发的不可控性。一是全民传播,难以封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手一部手机就成“新闻发布会”即可构成一个独立的发言平台,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跟帖参与讨论,全民传播,使网络信息在数秒钟内实现快速扩散,热点事件可在短短数小时形成网评高潮,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难以封锁。二是全民评论,热点易成。在网络舆论发展的初期网络议题主要受传统媒体主导,网评也大多是转载传统媒体报道,但如今的网络言论已不再是“复制粘贴”模式,网络言论无须经事先审查,各种直播平台更是做到了“实时播报”,全民评论已成定势,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更新速度快,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热点事件出现,原先的热点问题还未完全迅速冷,新的热点随即而来,新老互动交错盘扎。

 二、当前基层法院处理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作,基层法院对涉法舆情仍重视不够,认识不清,分析研判能力不足,引导应对措施缺乏,解决舆情的路径往往是依赖上级法院或宜传部门把关等等。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一)理念认识不足。
 一是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轻网络、微博等新媒介对司法形象的影响,对网络舆情漠然视之,任其发展,一旦爆发舆情危机,不知如何应对;二是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会以年龄较大、事务繁忙,平时没有时间接触网络评论平台为由,不重视主动获取网络信息,其获取的信息往往具有滞后性,导致面对负面舆情时措施滞后,法院系统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对网络敏感信息做出积极回应,错过了消除负面影响的最佳时机;三是以一种“谣言止于智者”的观念,幻想“只要审判执行工作没有问题,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往往以“清者自清”的态度对待网络言论,不愿也不屑于去回应,根本没有针对案件事实及焦点问题寻找法律根据,以正面方式做出回应。四是基于对于网络性质和网民结构的非理性认识,对于网络舆情存在全盘否定或全盘认定的两个极端的倾向性认知,从而造成对于网络舆情所引发事态的误判。

(二)舆情应对机制缺乏。故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虽法院应对舆情无需现代飞将,但是屏障阴山还是必须的。舆情应对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纵观近年来法院应对公共网络舆情失败的案例,从表面上看是涉法法院应对能力不足,人员不够,但实质上的原因则是缺乏有效的舆情处置办法和预警机制。一是缺乏舆情监测预警体系。事实证明警钟长鸣胜于事后亡羊补牢。当前,不少法院因为缺钱缺人,导致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继而缺少集信息搜集、预警、反馈于一体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难以即使全面掌握动态,往往贻误“战机”,造成事件处置的被动。二是缺乏舆情研判标准化流程。很多法院内部部门职责不清,发生舆情后仍按照传统应对方式,由个案承办法官书写汇报材料向监察等部门汇报,等着上级法院或宣传部门确定口径,缺乏自主分析研判流程和能力。这种“唯上”的应对模式,不但研判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应对措施也跟不上网络舆情演进态势。三是缺乏舆情经验总结机制。多数法院平时只是重视舆情事中处置,忽视事后总结经验,加之当前缺乏专业网络舆情应对团队,如果没有现成的预案、处置模式及案例作为参考,面对复杂多变的涉法舆情,往往会败下阵来。
 
(三)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一方面是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亟需净化、媒体引导存在偏失的外在背景,另一方面是法院内部本身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与公众做交流,从而缺乏正确的方式方法,容易出现失误,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一旦出现舆情,首先想到的是“删”,未能深究舆情发生原因,就采取非常规手段,费尽心思试图清理“痕迹”。其次是草率应对,对已发生的网络舆情没有充分研判分析,企图采取发布一份声明或者情况反映等迂回形式应对,然而寥寥数笔无法真实反映事态原貌,也无法有效地引导舆论走向,反而让公众对于如此草率应对产生更多新质疑,令事态升级。
 
(四)
 整体联动功能失调。涉法网络舆情在一些网络推手的恶意推动下, 得以快速传播和发酵。面对“网络水军”,启动整体联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法院系统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一是涉 案法院内部部门联动职责不清,主要是與情应对处置工作和审判执行工作“两张皮”现象严重,涉法业务部门主动性不强,往往把舆情应对工作推给办公室,而办公室往往掌握信息不全,制定的应对预案没有针对性,且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应对合力。二是涉案法院与宣传部门等横向联动失调,对较大的涉法舆情事件,宣传部门经常以“守土有责”为由,不重视也不愿意动用网信办的力量介入,但对上级领导关注的重大涉法舆情事件,宜传部门又过度介入,不尊重法院的应对自主权和法律专业意见。三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纵向联动不强。最高法院虽力推全国法院建整体联动机制,但因缺乏配套的激励考评机制,各地法院缺乏工作积极性,联动效果并不佳。此外,当上级法院和当地宣传部门的意见相左时,涉案法院更是无所适从。

三、提升基层法院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建议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一方面推动了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开公正提供了新的路径,另一方面一些涉法信息经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急速发酵,容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负面效应,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司法公开的进程,涉案的基层法院如应对不当,极易引发公共舆情事件。因此,如何提升基层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成为基层法院推荐司法公开公正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推进司法公开,提高司法活动透明度

一是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提高对网络舆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开放地面对网络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是应对网络舆情的必由之路。网络舆论的酝酿、发酵、爆发到最终消散,是有规律性、可控性的,要摒弃“不理”和“捂堵”的思想,处置事件要坚持迅速、透明、公正的原则,公布信息要做到透明公开和公正,要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和判断,积极引导舆情意见向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确保舆情应对的及时性和公正性,第一时间介入,尽快回应、跟进、处理,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二是推进司法公开,保持信息通畅。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而且还应当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法院业务要坚持“六公开”,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要精心打造法院网站,充分利用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凡是可以公开的司法信息,绝不隐瞒,接受民众监督,并及时更新网站内容,筛选网络舆论对司法个案的关注信息点,明确网络公众在特定司法个案中的不同知情权诉求,及时回应舆论重点关切,对有关法律和事实进行阐明,提高大众的法律知识水平,切实保障网民特别是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司法信息公开的针对性、有效性。对于不能及时回应的,也应向公众充分说明理由。对于已经引发的涉法网络舆情,法院在不违反相关法律和规定的前提下,可考虑邀请有公信力的人大代表和网民代表深度介入涉法网络事件的处理,旁听相关案件的审理,主动向其介绍法院的工作进度和过程,并支持他们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社会大众,让公众切身体会司法过程,以公正、高效、廉洁司法的实际行动提升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消除民众对司法的偏见,塑造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形象。

(二)建立应急预警机制,及时研判网络舆情。

一是加强网络信息的搜集工作。了解和掌握舆情信息是做好舆情危机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而法院的网络舆情绝大多数是针对法院自身的裁决、管理等,涉及外部的因素较少,且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法院应善于通过个案发现舆论苗头和倾向,提前做好预测和预防。如果发现个别案件的裁判结果或者案情性质可能与公众的预期价值和判断存在出入,在尚未清楚网络舆情的引爆点的时候,对于此类案件和当事人要做好事前监测,发现焦点,快速研判,有效消除负面信息于萌芽状态。

二是要加强网络信息的分析、研判工作,准确预测舆情走势,在内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对于众多的网络言论,可以根据发现的舆情性质、热度等要素作为参数,划分危机等级,有针对性的制定网络舆情危机应预案,这样,一旦发生类似网络舆情事件,就可以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适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小问题引发大事件,保证在危机发生时有条不紊,获得最大限度的主动权。

三是建立舆情处置机制,变被动为主动

第一变被动为主动。“首因效应”理论告诉我们,先说的更能被听着接受,与其后面解释,不如提前讲明。先入为主的公开信息是避免耀眼产生,先为舆论定调的关键举措。因此,应当预判一些可能引发舆情的敏感案件,对其先行舆论引导,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将媒体的关注点牢牢牵在自己手里,让广大群众和网民先把握案情,先理解法院工作,防止谣传趁虚而入。

第二及时披露真相。在网络舆论萌芽阶段,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坚持客观真实原则,面对突发事件,要迅速核实情况、抢占先机,搞清事件性质、波及范围、舆论强度、可能造成的影响等,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先讲事实慎说原因,先上网后见报,先简报再细说,边处置边发布,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话语权、主动权,挤占负面舆论传播空间,不给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机会。

第三果断补救。因工作疏漏而引发网络舆论的,要立即采取救济措施,该说明的说明,该致歉的致歉,以取得谅解。确因千警违法违纪引起的,要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及时依据党纪国法果断处置,该问责的问责。确因裁判不公正引起的,要对案情深入研究,慎重处理,严守程序正义,依法进入再审程序不能因网络舆论强烈而轻易宣布对案件进行改判,防止因网络舆论反映强烈而违法改判,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

(四)加强应对联动能力,构建外部互动体系

一是建立上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联动处理机制。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涉及法院的方方面面,仅凭网络舆情所涉及的法院是无法妥善处置的。上级法院因为分工比较细化,掌握资源也更丰富,在处理一些疑难复杂的问题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要加强上级与下级法院之间的合作,建立相应通报系统,并建立好台账,为上级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掌握第一手资料、 进行沟通协调提供方便,从而在实际应对时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寻求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各法院要加强与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寻求理解和支持,形成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共同应对处理,努力构建顺畅、高效、全方位的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改变“单打独斗”的现状,最大程度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缓解问题,让网络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司法的重要助推力量。

三是善用新媒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基层法院要加强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积极与人民法院报等专业主流媒体建立长期固定沟通和联系,积极搭建传媒交流平台,建立基层法院与传媒定期交流制度,对提供新闻线索、处理冲突建立正常沟通渠道。制定传媒采访制度,引导、配合传媒采访、报道案件进展情况,努力抢占地方、省级大媒体宣传空间,扩大新闻覆盖面和影响力。当涉法舆情出现时,法院立即与主流报纸、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媒体合作,通过主流媒体发声,着重从选题策划和报道角度上有针对性地予以调整,利用其广泛的覆盖和影响力发布消息,澄清事实,证明引导社会舆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数据显示,截至20186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络已经极大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和人们的接受习惯。每天大量社会热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都在网路媒体上迅速生成、扩散和发酵,加之新媒体的快捷性、虚拟性、趋利性,常常导致各种信息真假难辨、鱼蛇混杂。基层法院新闻宣传也必须要善待新媒体、善用新媒体,提升新媒体时代与社会的沟通能力。

四、结语
   
伴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可发消息,执法司法活动时时刻刻处在公众视野里、媒体聚光灯下。时至今日,妥善应对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舆情引导,使得公正的案件审判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反之,则可能影响司法公信力。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要确保审判权依法行使。要通过多种努力来缓解由于负面网络舆情导致的对法院工作的不利影响,建立一种完整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以便于人民法院更好地行使审判权,使我国网络舆情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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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面对舆情,人民法院如何提高沟通能力”,载《人民法院报》201378日第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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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大数据驱动下的舆情风险管理研究--基于涉法舆情的多维度思考”,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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