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1月28日 星期二,欢迎光临本站 

调研论文

错案责任追究制下的法官权益保障

文字:[大][中][小] 2019/11/12     浏览次数:    

 

 

 

 

 

 

 

 

 

错案责任追究制下的法官权益保障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民法院 杜倩倩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作者简介:

 

杜倩倩,女,1983年生,法律硕士,200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现就职于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任民一庭副庭长。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使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错案责任追究制下的法官权益保障

 

论文摘要
   
司法领域中的错案往往是社会公众重点关注的热门问题。近些年来,聂树斌案、赵作海案、余祥林案等案件逐渐被披露出来,使得社会上要求纠正错案、惩治错案法官的呼声愈来愈高。如何降低错案发生频率、实施法官错案追责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作为新一轮司法责任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提升案件裁判质量、防治法官腐败行为、保持社会安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减少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随意性和行政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法官错案责任理论与实践显示,实行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但是,受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局限,中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还存在诸多偏差:首先,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削弱了其规范的权威与效力,引发地方法院的各自为政,无法保证法制的统一。其次,缺乏相应的法官错案责任调查和确认程序,错案责任的追究机构不合理,存在法院内部自查自究、具体的究部门不明等问题,难以真正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再次,法官过错与案件结果的认定标准模糊,难以区分故意与过失、过失与严重过失、案件结果严重与否的边界,不规范的错案量化标准横行,有悖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价值与目的,反而导致新的错误出现。最后,责任追究措施行政化,有关法官错案责任的追究措施,不仅是对《公务员法》的规定机械硬套,忽视法官的职业属性,有些法院还在法律规定之外增设非正式处分,法外追责,严重损害了法官的权利。为了修正以上偏差,本文着重从错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认定标准着手,以期对推动法官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关键词 错案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错案认定标准

 

主要创新观点:对错案责任加以明确,进行严格的限定,实际上就是对法官权益的保障,两者有着紧密联系。

 

一、错案定义的现实追问及历史演变

(一)错案概念在不同群体间的多样化反射

为了检视现实中不同群体对错案的认识,有人曾经制作了调查问卷,将裁判结果错误、程序错误、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重审、改判或再审、故意枉法裁判、重大过失致当事人利益受损、裁判文书瑕疵等8 种情形(针对社会民众的问卷中增加了“利益诉求没有满足等其他内容”一项)作为识别错案的选项,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对法官、律师、社会民众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法官在错案的标准或者定义这一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有没有故意枉法裁判;律师则对裁判结果与故意枉法裁判两项标准表现出更强烈的倾向意见;社会民众更在意自身的诉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人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认知世界进行思维活动时,客观世界的信息经过人的大脑处理之后,往往会因为个体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在何为错案这一问题上,不同的群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是如此。

(二)错案称谓的由来及部分法院的界定

1990年,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建立了“错案追究制”,1998 8 月和9 月,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该制度没有使用错案这一称谓,没有对错案作出界定,也没有申明违法审判与错案的关系。2012 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出台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第3 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的错案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故意违反与审判执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致使裁判、执行结果错误,或者因重大过失违反与审判执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致使裁判、执行结果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1]《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错案责任追究条例》则将错案界定为:“本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办理的案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而造成裁判、裁决、决定、处理错误的案件。”[2]此外,福建、江苏等地法院也都发布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截至目前,全国人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何为错案作出界定。

(三)专家学者关于错案的不同认知

对于何为“错案”,目前学界尚无标准统一的结论。学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有学者认为,应当把案件的具体裁判结果合乎真实情况与否作为其定义标准,如果该结果与客观事实相左,那么它就是错案;否则它就不是错案。此为客观说。例如,《布莱克法律辞典》将错案定义为“刑事裁判过程中,虽然缺乏有关确定其构成犯罪的证据,被指控的人却被定罪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审判结果。”也有学者指出,应当把案件裁判过程中法官主观过错的有无、轻重作为其定义标准。此为主观说。根据主观说,“错案应当是指办案人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程序法和实体法造成处理结果错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案件”,还有学者认为,应当结的主观过错和具体裁判结果,将二者作为定义标准,此为主客观统一说。此外还有改判说、司法说、责任追究说等等,此处不再赘述。错案的提法实际隐含着一个被大众自觉或不自觉接受的理论,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否则就是错误的。但是对大多数案件而言,其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此,要完善我国的错案追究机制,加大对法官的权益保障,对错案作出定义或者采用列举的办法对错案的类型进行归纳十分有必要。

二、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分析

(一)法官错案责任的内涵
    
法学意义上的责任包括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做出某个行为或不做出某个行为,诚如“审判人员有公正审判的责任”;二是指因与法律规定相违背而应承受的法律意义上的某种否定性评价与结果。笔者以为,法官错案责任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方面:首先,它应当是某种角色责任。法官出于司法裁判者的地位,承担着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角色,法官负有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不枉法裁判的责任;其次,它的依据在于法官的过错行为与错误的案件结果存在因果关联。其中原因与结果的维系,正是法律责任归责要件的关键所在;再次,它作为一种负面的、不利的结果,不局限于道德层面的诘责。它还迫使法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通常表现为刑罚、行政处罚或者党内纪律处分等。最后,它应当与法官的承受能力相协调。一般来说,法官错案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三方面:(1)主体要件。主体必是法官,具体指“经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后进入法官员额的法官”,包括独任审判员、合议庭组成人员以及指示办案的法院领导、由审委会讨论审理的案件中的审委会成员,但不包括非法院系统的人员、法院系统中不具有审判资格的后勤人员、行政人员等;(2)主观要件,理论界普遍认为只有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时,法官才承担错案责任。否则会使法官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大受打击,使法官不敢审、不敢判;(3)客观要件,即法官客观上实了违反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仅限于那些与案件结果错误具有直接关联的行为。

(二)法官错案责任与法官责任、司法责任

有学者认为,“法官责任是运用法律标准和职业道标准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否定评价。”法官错案责任与法官责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两者的外延不同。两者是一种种属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下位概念。换言之,法官责任涵盖了法官错案责任;(2)行为标准不同。法官错案责任在于法官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而法官责任还可能产生于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形,例如,法官在职务外身穿制服出入娱乐场所,容易使公众对法官的清正廉洁产生合理怀疑,此时应追究法官责任,而不能追究法官错案责任;(3)结果标准不同,只有案件出现错误的裁判结果才可能会导致法官错案责任的追究,法官责任不必然缘起于案件错误的发生。举个例子,法官是某个当事人的亲戚,却拒绝回避,虽然可能对案件的裁判造成影响甚至是不公正的结果,但是并不能直接得出拒绝回避与不公正裁判之间的因果。对于其拒绝回避的行为进行法官责任追究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是否追究其错案责任以及如何追究,则需要具体分析。

(三)我国现行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并未对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予以专门的立法。相关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办法、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之中。这些规定涉及追究的事由、机构、程序、追责方式,大致架构了中国特色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历经近二十年的实施,中国现代法官错案追究制度取得了很多成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纠正错案、抑制腐败的积极作用,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法官的职业形象。但是主观目的并不意味着客观实效的收获。受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局限,中国法官案责任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还存在诸多偏差,这些偏差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三、明确错案认定标准,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一)错案认定中的现实偏差

  1. 裁判结果错误

    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案件都会在一审程序中解决完毕,但是也有部分案件存在二审、再审的情形。如果以裁判结果错误作为界定错案的标准,将二审或者再审改变原审结果的案件均认定为错案是不是合理呢?就肥西县人民法院而言,其上诉案件涉及的法官涵盖了该院几乎审判一线的所有法官,如果以二审、再审改变原审结果为标准来界定错案,那么该院的大部分法官都会因出现错案而被处分,司法公信力更是难以树立。根据裁判者与纠纷事实的时空关系,由人负责裁判的制度可以分为两类:知情人裁判与非知情人裁判。法官裁判是一种非知情人裁判。法官对纠纷事实的认识是一种间接认识,是一种由果推因的逆向推理过程。德国最高法院曾在判例中指出:“由于人之认识能力有限,任何人对于事实之存在殊难得到绝对确认之认识。”法官认定事实离不开证据,由于证据材料转化过程的主观性及证据本身客观性的不确定,法官裁判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或然性。而且在实践中,还会存在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案件发生新的事实、社会效果影响案件走向等因素,这些都对裁判结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2、程序错误

    沈德咏曾经说过:“错过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不可否认,程序正义比之实体正义更加重要。裁判是法官根据证据材料自由心证的一项心理活动,既然是心理活动,往往会因具有主观性而出现认识偏差或者错误。对此,只能通过建立一套完善或者相对完善的程序来保证当事人充分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以期将错误率降到最低。曾经有网友举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自审自记,并描述了该法官一人行使多人职务行为的过程。随后,阜阳市中院向记者证实,已对该案承办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对审判长和庭长在全市法院通报批评。原案件将择期审理并网络直播。”案多人少矛盾一直困扰着法院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量案件的涌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司法实践中书记员人手不够,五六位法官共用一位书记员的情况普遍存在。面对这种一时难以解决的客观困难,为了避免案件积压,承办法官不得不“自导自演”、“自审自记”。

    3、当事人权益受损

    以损害后果为价值导向的错案主要指: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的案件。但是实践中也会存在这样的例外情形,即使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有可能因为当事人的言论、社会舆论的影响被认定为错案。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法院执行员胡忠义因滥用职权罪站到了被告席上,2013 年河北省唐山市某法庭的审判员马瑞芝,因被检察机关认为争管辖权引起当事人上访而以相同罪名起诉。这2位法官,在正常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因为当事人上访告状,而被检察机关起诉。在此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在信访案件中,大部分当事人在反映案件的客观情况之后往往都会重点说一下,如果解决不好就去济南、去北京,给法院、法官施加压力。以损害后果为标准的错案范围与当事人的信访强度成正比,信访强度越大,纳入错案范围的概率越高。以当事人权益受损为价值导向的错案标准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法官头上的“紧箍咒”。

    (二)明确错案责任的追究标准

    1、“事实认定错误”的判断标准

    庭审所要查明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存在于过去的客观事实,查明的过程是主观之于客观的还原过程,查明的事实是“确信为真”而非“必然为真”的事实。事实认定错误的错案判断,应紧紧围绕还原或者推理过程中法官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生活习惯、经验法则来进行。具体来说,应仅限于以下几点:(1)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限定审查法官在庭审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是否按照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大小来分配;分配行为是否符合生活常理;(2)举证期限确定问题。限定审查法官在确定举证期限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大小;延期举证是否存在合理事由;(3) 质证过程。限定审查法官的行为是否阻碍当事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利;有没有打断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打断行为是否确有必要;(4) 依职权调查取证问题。限定审查法官准许与否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 证据的认证。限定审查法官对证据真实性、客观性、来源合法性的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证明力确认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予采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裁判结果错误”认定过程中法律解释与适用正当性的判断

    丹宁勋爵曾经指出:“所有法官都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 只要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内,他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对案件是否属于裁判结果错误应严格按照以下几点来审查:(1) 限定审查法官对证据材料的认定是否严格遵循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推理或者判断是否符合其生活习惯、经验法则;(2) 限定审查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条文与其他类似案件是否差别巨大,是否符合其作为一位法律人的思维;(3) 限定审查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法官对法条的解释是否属于通常解释;法官对法条的解释有没有扩大或者缩小,扩大或者缩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4) 限定审查法官对某一案件推理时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否与在其他类似案件中的表现大相径庭。

    3、“程序违法”的重新定义

    虽然程序正义并非结果正义的充要条件,但从程序法理的角度讲,严格遵守程序有助于产生外观公正可信的裁判结果。在前文中,笔者也列举了一些法院或者专家学者关于错案的定义或者标准。其中多有提到“程序违法”导致的“错案”,但是并没有对何为“程序违法”给出明确答案。对于什么情形应认定为程序违法,主要有也仅限于以下几点:(1) 违反法官职业操守的违纪行为,例如违反“五个严禁”、“十个不准”、“廉洁奉公”等要求与当事人或者代理人不正当交往;(2) 违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程序性事项规定的;(3) 法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触犯刑律的,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

    4、“当事人权益受损”错案定义之严格限制。

    当前,很多法院将“因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作为认定错案的标准。该规定体现了“司法为民”的现代法治理念,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各项诉讼权利。但是以此为标准来认定错案,将法官与当事人推向了对立面,不利于和谐司法的构建。此外,以当事人权益受损来认定错案还为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的构建留下了漏洞,许多法官因没有处理好涉诉信访案件而站到了被告席上。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因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类错案的判断标准。具体来说就是严格审查以下要件:(1)限定审查权益受损结果的实体性与量化性;审查权益受损的结果能否以物质为标准进行确定;(2)限定审查权益受损结果与法官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法官行为在权益受损结果上是否具有不可避免的作用力;(3)限定审查法官行为的过错性,区分故意与重大过失;(4)限定重大过失造成的权益受损范围,将重大过失的范围严格控制,并给出明确说明;(5)细化权益受损的分类;根据权益受损事后是否得到救济以及权益受损的大小来分别对待;(6)一并审查当事人的过错;根据当事人过错与权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力大小来分类。

    (三)完善法官权益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法官责任豁免制度

    从当前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践来着,其重点在于追责和惩罚,而对法官权利本身的救济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如果要使责任产生实际效果,责任就必须是清晰且有范围的,并且不管是基于情感的层面还是基于理性的层面,它都应该与人的能力相匹配。”《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第28条规定了法官的8种免责事由,但是这些免责事由存在标准模糊的问题,如该条第1款规定“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在这里,“专业认知范围”究如何界定?此条规定毫无操作性可言,甚至可能沦为法官规避责任的借口。
       
    就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而言,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对于超出法官控制范围的因素所导致的错案责任予以豁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法官是负责发现真实、承担责任的人,他无法监督提供真相之人的工作。他们要做的是研究真相,只要法官恪守法律,正确地适用法律,他们有权利得到豁免而不承担责任,不受指控。这是确保审判独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必从更高效力等级的法律规范层面明确法官责任豁免的内容,同时该规范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不仅有利于使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免受外界的干扰,还使法官不必害怕因依法履行职务行为而承担错案责任,从而调动法官办案的积极性。
        2
    、加强对法官的经济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

    所调有恒产方有恒心,有安居方能乐业。加强必要的经济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是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的关键,国家应当确保法官的经济收入充足且稳定,具体包括薪酬福利、社会保险金以及退休金等,以确保他们衣食无优,从而不至于通过受贿来改善生活条件,进而枉法截判。从国际经验来看,法官获得的报酬应当与其所承担职责-裁判工作的特性相契合。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法官的整体工资水平较低,仍然只是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法官的工作特性基本没有联系,法官的应有角色与实际角色存在偏离,如此的经济待遇难以激发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之所以有违法裁判等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贪婪,固然我们不应将其完全归咎于对法官的经济保障不够充分的问题,但同时我们出不能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法官为了更高的待遇而选择辞职,致使人才的青黄不接。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唯有大力改善法官的经济收入,才能增强法官个人的自制力,才能保证法官履职时独立不羁,进而遏制法官腐败,吸引更多更优秀的法律精英投身审判工作。
        
    事实上,法官的判决不可能总是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理解,有些当事人可能会对法官进行威胁甚至报复。近年发生的几起恶性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法官的人身安全保障不仅关系到法官个人的安危,而且与整个国家的法律权威性休戚相关。进而言之,这些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破坏了法治建设,我们决不能姑息,必须从立法上保障法官人身安全。

     

    参考文献
    1
    周轴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排),商务印书馆197年版
    2
    周相:《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
    陈陟云、孙文波:《法官员额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4
    王申:《法官的实践理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刘显娅:《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
    吴道富:《司法改革语境下的法院、法官和法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7
    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
    孙笑体:《程序的法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
    宋心然:《法官行为与涉诉信访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
    张洪涛:《法律的嵌入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 丁文生:《错案追究制的困境与反思》,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 张玉洁:《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制度缺陷、逆向刺激与实用主义重建》,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5期。


返回上一步
打印此页
[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