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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论文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可选择性分析——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

文字:[大][中][小] 2019/11/12     浏览次数:    



全国法院第三十一届

 

学术讨论会征文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可选择性分析——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张彦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作者简介:

   张彦,男,1990年生,毕业于深圳大学法学院,曾在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团队担任法官助理。现任职于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历任于肥西县人民法院三河法庭肥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目前在肥西县人民法院立案庭从事窗口立案工作。

    移动电话:13428751924E-mail:466835562@qq.com;办公电话0551-68298219;邮寄地址: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编号: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可选择性分析——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

论文提要:

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矛盾冲突,即使是在法治文明昌盛的西方社会也不过是晚近之事;而伴随人类社会前进的,更多是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政治正确”下,“非诉讼”模式的回归,其背后的思潮其实反映着人类伦理、思想的激烈碰撞:是为了最大化的社会利益还是绝不触碰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法律自由主义在这里已不在是哲学家、法学家学术之争,而是反应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走向。这不仅是对矛盾冲突解决方式的理解,更是对整个纠纷解决方式的修正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的深刻探究。以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去了解社会的价值心态。

全文共8190字(包括正文和注释)。

 

 

 

 

 

 

主要创新观点:

 

按照理论法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将社会现实与理论分析结合。对“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现状进行归纳与分析。

本文试图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正名,证明矛盾的化解并非只能是“诉讼”一家之长,纠纷的解决应当是在“诉”与“非诉”中可选择的。

本文通过法理学知识对该司法实践进行系统解读,找寻法理与现实的关联,不仅是对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解,更是对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的深刻探究。

 

 

 

 

 

 

 

 

 

 

 

以下正文: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可选择性分析——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

 

一、目前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现状

  本部分,将对域内和域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归纳和分析,从宏观上对其在纠纷解决方式中进行定位,阐述其不同于诉讼解决纠纷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践中“非诉讼纠纷解决”具体方式的例举,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可选择性。

(一) 域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现状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除利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ADR’实际上只起一种‘标签’作用,换言之,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松散的‘集’。”[1]ADR的兴起应当开始于20世纪后半段,直到1998年,美国率先制定世界第一部《ADR法》,非诉讼讼纠纷解决机制从兴起到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及司法认同,发展还是相当迅猛的。

世界各国在ADR的发展上各有特色。从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创新性做法等等,都能互有区分,也各有借鉴。例如“‘立法推进和司法推进’、市场模式和(准)司法模式以及一体化模式和专门化模式”[2],亦或是按照实践方式进行划分,如调解、仲裁、商业谈判等等。

我们认为,不论ADR的发展模式或者其表现形式为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自古存在,而且不断更新的集合,是相较于国家强制力、规范性相区别的冲突解决甚至是预防的机制。从字面看,ADR的含义是明确的——除诉讼纠纷解决之外的方式;其也应当是一个开放性概念。

(二)域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背景

域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因相当复杂,也可以概况为一股要去司法救济的社会运动浪潮。择其重点,“接近正义”运动能十分直观的解释为何“非诉讼纠纷解决”在近些年的兴起。

“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作为一项满足公民诉讼需求的司法改革运动,顾名思义就是接近、参与司法,使普通公民的有能力去实现诉权,得到司法救济,得到公力救济,实现自己的权利。其是一股浪潮,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历多个阶段,直到现在。其实,当今我们看到的法院很多服务,在当时都是改革的目标。包括法律援助制度、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制度、近年来的公益诉讼等等。

主要诉求:国家提供更加便利的诉讼服务,降低诉讼门槛,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时间;但却出现了“诉讼爆炸”,案件积压,有些国家办案时间不降反升。当前的趋势,“将正义与司法(法院)区分开来,重新理解和解释正义的内涵,使民众有机会获得具体而符合实际的正义,即纠纷解决的权利,这一理念所带来的就是ADR的发展。”[3] “接近正义”以司法改革运动为始,却逐步跳离,成为一种社会性运动,更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成为一场人类应对世界变革,思想、价值观变革的一部分。

纠纷解决是要产生现实效果的,其要对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进行平衡。在功利主义看来,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多方利益冲突下,寻求最佳利益平衡点;在自由主义看来,可能更加复杂,包括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尊重个人自治等等,其关注点更多在于公民的权利行使。作为实际解决纠纷的多种方式,ADR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诉讼爆炸”,如果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也绝不仅仅是因为“案多人少”的法院困境。

故,在“接近正义”运动下的ADR发展,也不只是司法改革就能满足了。其对国家治理模式、公民权利保障方式、现代纠纷冲突解决机制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不仅有产生它的现实土壤,也有一股思潮在弥漫(可能还未铺天盖地);不管怎样,它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回应。

 

(三)当前我国的实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

单纯的“案多人少”,理论上可以通过提高法院干警数量,简化诉讼程序等等途径解决,应当说,一定数量的增减是可以靠另一种数量的增减来平衡的。从登记立案制度实施以来,全国法院从信息化、诉讼服务便民、法官团队建设等等措施入手,仍然难以有效化解法院的办案压力。现实是诉讼程序的简化、当事人立案成本便捷化、增加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数量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效果。

我们是否可以有以下猜测,即目前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案件,有绝大部分是可以或本应进入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或者说有一批诉讼案件通过其他纠纷解决途径能更好的处理。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适应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需求,兼顾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和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4]中央层面出台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标志着将多元化纠纷解决纳入了国家治理的高度;16年,最高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应当视为对中央关于新的国家治理改革的回应,并在近几年将解决执行难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放在法院工作的突出位置。其实,上述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是有因果联系的,可以说解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若建设的成功,对解决执行难是有决定性的意义。

再来看地方层面,厦门第一个出台关于多元纠纷解决的地方性法规即《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开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安徽省的《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也于20181123日通过。地方性立法如此快速的推进,和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引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如果这些已经出台或正在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没有从各地实际出发,没有回应当地纠纷解决矛盾的关切,只是对中央政策的回应,那么仓促的出台可能出现法规的闲置或者对之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起不利的影响。在此,我们不禁要考虑,地方立法的初衷,立法的逻辑起点,以及其要实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二、AF县法院关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实践案例

  本部分将通过对地方实践案例的探讨,从更小的侧面说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可以成功化解矛盾的。其前提是在对当地矛盾的充分调研,经济、社会环境的充分理解上,因地制宜的开展。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推广的动力

若只是要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那大可不必,出发点也会出现偏差,地方立法的首先要解决的应当是有多少部门、组织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各个部门、组织如何在这个机制能相互协调;非诉讼于诉讼如何衔接;什么样的纠纷纳入哪个部门解决;纠纷解决的推进层次应当如何;以及相应的人、财、物的配置。很多部门的非诉讼业务,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调解、关于劳动争议的政府监管、调解已经在这几年逐渐萎缩,很多行政单位的相关职能都须要配套建设,所以如何能让各个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部门真正行动,是通过行政压力传导还是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奖励机制来推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通过对域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实践的分析,我们还看到通过市场化运作也是一条可行的方案。很多国家,其调解行业发达,调解组织、调解员众多,且是通过双方当事人缴纳调解费用,让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市场化的运作有利于发挥调解组织的积极性,调解员的主动性,在一部分类型的纠纷中,能达到相当好的效果。

         (二)AF县法院的实践案例

AF县法院在对辖区内物业纠纷的处理,取得了一定经验做法。物业公司起诉业主的物业纠纷,第一步通过政府的物业主管部门登记并调解,此程序就解决了将近一半的纠纷;第二步,对于仍然无法调解的纠纷,由物业公司再向法院起诉,在此会有物业主管部门随案移送相关调解材料,大大减少了法院办理案件的工作量。

取得的效果是:一方面,在政府治理层面,对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矛盾起到了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有效管控了物业纠纷的诉讼行为。通过与政府物业主管部门的非诉讼与诉讼的衔接,仅就物业矛盾方面,起到了政府治理轻松,法院诉讼压力也可以管控,且业主、物业公司也能心平气和的化解纠纷多赢局面。除却,今年进行的网上多元调解平台的新应用,一直以来,是物业主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以及法院相应的对接人员,对每年几百件案件做了处理,并使潜在的物业矛盾得到了平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行政管控和法院诉讼的有效衔接,仅就法院诉讼案件以及大概率伴随的执行案件,都将突破千余件,会对法院产生巨大的办案压力,消耗掉大量的司法资源以及普通民众的时间、精力、物质成本。产生这种良性循环的基础在于,政府相关部门有意愿去加强相关领域矛盾的管控,而不只是放任纠纷走向诉讼,而产生这种意愿的原因,可能是行政压力的传导、或是政府绩效、或者当地政府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的综合考量等等。这种原因是实实在在让不论是各个职权部门、各个基础组织或是社会组织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原动力。

 

三、“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可选择性——在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

  本部分将简要论述自由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试图论证纠纷化解方式是可选择的。通过理论于实际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矛盾化解是可以且应当运用“诉”于“非诉”多种方式去解决的。

(一)自由主义法学简介

就自由主义法学的一般框架、内容来看,自由主义法学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思潮在法学中的体现和运用。如柏林所说的两种自由中积极自由的支持者和消极自由的支持者;又如格雷所描述的自由的两种形态:普遍的、理性的共识或是一种可以被人们追求的共同方案。自从柏林举起了自由多元主义旗帜后,响应号召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也开始关注、研究多元主义对世界发展的意义,虽然他们的理论并不那么相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冲突。但这却恰恰说明了多元主义在解决当今人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其也为新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血脉。

“自由的选择目的而不宣称这些目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这种理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价值多元论,也只是我们衰败的资本主义文明晚近的果实。”[5]自由地选择,范围当然包括纠纷解决方式,问题一在于“自由”的程度或者如何理解“自由”,是强制非诉讼前置、有选择性的强制非诉讼前置还是多种纠纷完全并行;问题二,选择本身须要对象,不是所有的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可供选择的,那什么方式可以被囊括,将何种纠纷解决方式纳入“自由地选择”对象的集合中,也是一个问题;问题三,什么样的冲突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呢?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

自由多元主义在更多的场合被称为多元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公度的’,它们会而且常常会彼此冲突,使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6]克劳德将价值多元论又展示为四种在逻辑上依次递进的层次:普遍性、多元性、不可公度性和冲突性。而在柏林的多元性观点中,他更多是从个人选择这一点出发,故其推导出的是更偏向于个人生活的选择。所以在他的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目的”比“价值”更容易出现。[7]柏林的多元论,不妨说是为了自由主义的证明而设,而他并没有跳出正统自由主义的框架去探讨自由多元论。柏林批判一种将自己的目的视为理性,而以此为目的去强制别人对生活选择的路径。

在他对“积极自由”危害的证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后其多元主义思想的影子。这也是柏林多元主义的开端,是其整个逻辑的起点。“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当这种感受附于个人身上时,即“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是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这种为自己的主人的意识看似是人类征服自我、自然,提高自我的意识,或许其与今后的被限制也没有联系。在柏林的论证中,柏林认为这种积极自由会形成两种有鲜明对照的自我:自律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与经验的自我或他律的自我。而后一种经验的自我是一种欲望与激情,也便是非理性的存在。所以,柏林认为当存在这两种自我的冲击后;后一种自我,若要上升到它的真实本性的完全高度,需要受到严格的约束。在历史和现实中,真实的自我有可能被理解成某种比个体更广泛的东西,如社会、国家、种族等等,因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总是自认为是理性的、必然的或应该的。而这些整体也会向真实的自我对经验的自我一样约束着它的成员。其目的便是为了能让这些成员达到更高的“自由”和更高的“理性”。正如柏林精辟的说:“我们认识到,以某种更高目标的名义对人施以强制,这样做是可能的,有时是有理由的;关于这种目标(譬如说,公正或者公共卫生),如果受强制者更开化一些,他们自己就会主动追求,而他们没有追求,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者腐败。这很容易使我自己相信,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利益。于是我就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8]顺着前面的逻辑,当我们为了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比他人更开化、更理性时,我可以对他人形成强制。也是因为我的行为是与他的内在的真实的自我一致的。

当柏林推理积极自由时,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柏林之所以不赞成积极自由,乃是由于这种自由的实质封死了普通人在现实中对出自其自身愿望时的选择之路;而这种选择权却掌握在他人的手上。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人拥有更高的理性,他人的选择是理性的真实的自我所应当选择的。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人真的会比我自己更清楚我的希望吗?他人可以用他自认为“更高的理性”来帮我选择我的幸福吗?第二个是,难道他人的更高的理性,他人的目标真的就会比我的看似“经验”的自我所选择的人身目标更高尚吗?很显然,前一个问题推向了论证自由主义中个人主义的道路;后一个推向了“价值多元化”的问题。即他人选择目标与我所选择的目的是一个高于另一个的关系,还是它们之间有可能是一种平行的,按格雷的术语就是“不可通约性”。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可选择性

我们再看现今的纠纷解决,可以从之前的多元主义理论源头中找到一丝关联。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了民众碰到矛盾冲突时的口头禅。我们的社会从影视作品、新闻媒体到政府的普法活动几十年的宣传,告诫我们有纠纷去法院,不要通过私力救济。因为在社会和国家眼中,尊重国家对矛盾解决的权威是它们更高理性的发觉。而通过私力救济则是被他们那“经验的”、“他律的”自我所控制。社会、国家对矛盾双方在纠纷化解上的强制是为了社会的合法运作、稳定,也即为了大众自身的利益而来。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以为了他人之利益而强制于他人的行为是荒谬的。

举个例子,在小区内孩子之前玩耍导致的非常轻微的损伤,是否一定要法定代理人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明晰赔偿,而不能由双方父母当场化干戈为玉帛呢?在此,本文并非否认我国法治环境下可以进行诉讼解决,也并非排斥当事人双方就较小争议的解决选择诉讼途径;我们只是要强调,对于自我事务的处理,社会不应替代普通大众做出过多的选择,而应由交由大众的“自我选择”。

“有纠纷打官司”这句话是否正确,在现代法治社会下,这毋庸置疑。但打官司能否真正化解纠纷,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通过诉讼,我们能知道的是在这件冲突中,我是违法的或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在强制执行后履行或者要求对方履行。而除却该冲突本身,关系你未来生活的社会关系处理、社会评价、诉讼成本、你的工作并不在该件冲突的诉讼处理范畴。诉讼解决纠纷是目前来看最权威的,但是不是最合适的还不能证明,大部分冲突的形成不是合法或者违法两个因素导致,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合法性问题与其它因素一起成为某些冲突产生的一些因素之一。但是,矛盾解决的方式如此之多,调解、仲裁、商业谈判、居委会大妈的拉家常都是解决纠纷的途径,我们的“朝阳群众”都能成为首都治安治理、国家安全维护的力量,甚至说双方“约架”也是矛盾解决的方式。

曾经,有位当事人来立案咨询,是民间借贷纠纷,经过交流,他来法院立案,只是要求法院发出一张传票给对方,他非常有信心,只要对方接到传票,就会主动还款。可以看见,法院的一张传票也可能是纠纷解决的方式,而不是整个诉讼程序。我们是否都应该用立法承认呢?我们是否仅仅因为它的一些好处而不去顾及它的危害性呢?不管国家是从功利主义的出发点行事,还是真正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难道就不去理会每个冲突各方自己的真实想法吗?其实,对于冲突各方来说,他们每个人会设身处地的考虑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便是在自由主义下论证多元主义而阐释的每个人对自己目的的自由选择。

我们不难发现,当全社会都笼罩在“有纠纷打官司”之下时,本应多元化的冲突解决方式被社会所强制封堵了。更严重的是其强制的还不止这种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而是对冲突各方选择非诉讼解决的内在目的的限制。这些内在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纯是追寻内心的正义情节;有的诉诸于实际利益;有的为了稳定或者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有的纯粹是一时兴起等等,不一而足。此时,社会、国家就是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打着看似高尚的名义去实现它自己的目的,而去限制冲突各方多种多样的另一些目的。也正如柏林所言“我试图表明的是,正是‘积极’意义的自由观念,居于民族或社会自我导向要求的核心,也正是这些要求,激活了我们时代那些最有力量的、道德上正义的公众运动。不承认这点,会造成对我们时代的最关键的那些事实与观念的误解。但是在我 看来,从原则上可以发现某个单一的公式,借此人的多样的目的就会得到和谐的实现,这样一种信念同样可以证明是荒谬的。”当我们发现了人类生活多种多样的目的和价值;也同时发现了存在多种目的、价值的冲突,也即诉讼方式所不能带来的影响。“如果正如我所认为的,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那么,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柏林在其多元主义中也提出了不可公度的理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共度。”

四、结语

在自由主义法学视角下思考“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首先要明了自由主义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当今世界价值观念多元化。每个人有去选择不同的相互平行的价值观,更进一步去选择其下的生活方式。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善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才使整个世界为之精彩,也同样因此人类社会才一直向前进发。自由主义法学下的“纠纷解决”要求我们去体会和欣赏不同人的生活、不同民族的文化。保持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与人,以及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从自由主义法学下思考得来的真谛。

图书文献

1齐树洁:《外国ADR制度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3】【英】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6】【英】理查德·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王萍 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 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 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英】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 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0】【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 等译,1999年版

11】舒国滢:《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期刊文献

1龙飞:《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域外比较与借鉴》,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

2范愉:《当代世界多云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

3范愉:《当代世界多云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

4龙飞:《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域外比较与借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

5姜峰:《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载《政法论坛》第32卷第3

6齐树洁:《域外ADR发展趋势述评》,载《东南司法评论》第32卷第3

7齐树洁:《域外调解制度发展趋势述评》,载《人民司法》

 



1 齐树洁:《外国ADR制度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

2)参见范愉:《当代世界多云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

3)齐树洁:《外国ADR制度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

4 参见龙飞:《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域外比较与借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

5)【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

6)【英】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

7)参见于【英】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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